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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讓中國歷史變得更加生動的特殊團體——士

江蘇省新沂市第十中學  周彩鳳

   “你從雪山走來\春潮是你的豐采\你向東海奔去\驚濤是你的氣概……”古老的長江從高聳入云的雪山中奔涌而出，跳珠噴雪，一路高歌，奔向一望無際的大海。中國歷史就如這條奔騰不息的長江，從亙古走來，越過一處處險灘，又向未來流去。江面上浪花朵朵，漩渦迭迭。古今千秋事，名人次第出。這其中就有一個特殊的團體——士，他們就像一朵朵浪花，讓延綿不絕、高峰迭起的中國歷史變得更加生動。

什么是“士”呢？他們在中國歷史上扮演怎樣的角色呢？

士是中國古代“四民”士、農、工、商中一個很特殊的階層。“士”在中國起源較早，商周時代，既泛指包括諸侯在內的各級貴族，又專指貴族中的最低等級，在許多時候主要指政府部門的中下級官吏。士可食田，多為武士，為卿大夫家臣，如毛遂、馮諼、侯贏、唐雎、曹劌等，或為自由職業者，如荊軻、要離、專諸等。西周宗法制發生動搖后，士階層發生巨大變化，逐漸成為知識分子階層的通稱。他們大都受過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教育，其來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舊貴族及其子弟在社會變革中門庭衰敗，他們中有的人發奮攻讀、積極投入到新的社會變革中，如商鞅和韓非等；也有的消極厭世，獨處不仕，與現實采取不合作的態度，莊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來源于庶民階層或地位更低的眾、皂及隸中的人，他們通過“積文學、正身行”（《荀子、王制》）而上升為士，如淳于髡就是由贅婿而為稷下名士等。

秦漢以后，士通過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度等選官制度或其它手段變成士大夫，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龐大官僚的零部件，變成統治階級。另一些求仕無望的知識分子，淪落在社會最底層，或教書，或退隱山林，基本上影響不了中國的政治、軍事和文化。鑒于此，本文論及的“士”主要是先秦的士。

“士”為什么在春秋戰國時期十分活躍呢？

士中大部分專門從事政治及文化活動，一般都具有相當的知識或某一方面的專長，思想非常敏銳，而且善于思索，敢作敢為。春秋戰國尤其是戰國時期，各大諸候國全都面臨著內政和外交的一系列新問題，在空前復雜的斗爭中，如何保存自己、發展自己，削弱以至消滅敵國，是各國所關心的共同問題。一些勵精圖治、雄心勃勃的國君或卿大夫逐漸認識到人才和謀略的重要性，爭相招攬賢士，組織決策的智囊團。有才能的士為了謀求官職，也為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張，游說于各國，他們朝秦暮楚，合則留，不合則去，給自己留有較大回旋余地。這樣，游說和招賢相結合，從而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的一大特色，使我國的歷史變得更加生動，演出了一幕又一幕驚心動魄的外交政治斗爭的歷史劇。

還有，士的產生與崛起對中國歷史發生了重大影響，同時也為春秋戰國動蕩的年代注入了活力，使原來僵化的歷史變得生動起來。而空前社會大變革，也使士從宗法枷鎖中解脫出來，從而贏得了相對的人格獨立，并且使知識在王宮中制作的狀況，逐步轉變為有知識階層中某些個人的獨立創作，從而使諸子百家之說應運而生，形成了士新的品格。這些品格包括：博大胸懷和以天下為己任的開放心態；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后覺的社會責任感以及嚴格的道德自律。時代呼喚人才，人才推動社會。春秋時中國人才輩出，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商鞅；史學家如左丘明；詩人如屈原、宋玉；論辯家如公孫龍，惠施；醫學家如扁鵲；水利專家如李冰父子、鄭國；天文學家如甘德、石申等。可謂群星爭天，蔚為壯觀。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造就了巨人的時代。在世界古代史上，就學術人才出現的密集度和水平之高而論，大約只有古希臘的群賢可與之媲美。就其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影響，無論怎樣高估計都不為過。

1、以實現“道”為己任

“道”是士的價值觀念的核心，儒家的經典著作《論語》中多處論及。比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泰伯》）。這些論述都強調了士的價值取向必須以“道”為最后依據。中國的知識分子剛剛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起，孔子便努力給它貫注一種理想主義精神，要求每一個士都超越個人的利害得失，并發展成對整個社會的深切關懷。這一理想主義到了孟子那里便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他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這一價值觀念在后代一些知識分子身上得到了體現。《信陵君竊符救趙》里的侯嬴，在遇見信陵君之前，“年七士，家貧”，因“天下無道”而做了“隱者”。由于信陵君的禮賢下士，侯嬴才為信陵君出謀劃策，最后以身殉道。也許有人會說，這里看不出侯嬴有以實現“道”為己任的崇高理想，殊不知，春秋戰國時期的士要想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就必須依附權力。因為士作為一個階層，缺乏獨立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只有通過權力來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在侯嬴眼中，反抗秦的暴政及侵略，救危濟困正是“道”的重擔，他通過給信陵君獻計獻策，實現自己的“道”。《荊軻刺秦王》里的荊軻，在秦軍壓境的危急時刻，義無反顧地赴秦刺殺秦王，最后失敗被殺，正體現了士“以身殉道”的人格理想。

2、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執著精神

前面說過，士往往把實現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某一諸侯和明君身上，但這些掌權者如果要成為士的知己則應是一個禮賢下士、寬容大度之人。雖然孟嘗君曾經冷淡過馮諼，但面對馮諼一次比一次“過分”的要求，他均能以一種大家之寬容大度風范來滿足馮諼。當三年來默默無聞似乎“無所有能”的毛遂要與平原君共赴國難，到楚國結盟以解危局時，盡管平原君對毛遂的才能心存疑慮，但他終究給了毛遂一個“錐處囊中”的機會，這些是需要一定的膽識和勇氣的。因而無論什么樣的士，為知己者死成為他們共同的價值觀和人生準則。侯嬴因年老不能跟隨信陵君而最后“北向自剄”；荊軻明知“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仍然慷慨赴死；晉之豫讓為報趙襄子滅智伯之仇，忍辱潛行，最后拔劍三擊趙襄子衣而自殺；而聶政也為報嚴仲子知遇之恩而與韓相俠累同歸于盡；朱亥則在信陵君要他隨行救趙時說：“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3、足智多謀，膽識超群

春秋戰國時期，各大國明爭暗斗，戰亂紛紛。但斗爭歷來就不僅是物質力量、軍事實力的較量，同時也是智力和謀略的較量。當然，物質實力本來就是取勝的基礎，但如果沒有合適正確的謀略，沒有非凡智力的謀劃，優勢往往會轉化為劣勢，強國也往往會成為弱國，反之亦然。戰國歷史無數次地證明了這一真理。而游說之士要贏得君主的賞識，首先必須對各國間沖突有明確的認識，有自己的一整套治國安邦的措施，用自己的謀略在國君面前展示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既不能好高騖遠，使人望而生畏，也不可高深莫測，使人感到迂闊而不合時宜，否則都很難成功。

士皆才華出眾，且部分士還武藝高強，具有一種義無反顧慷慨赴死的情懷和“難酬蹈海亦英雄”的悲壯。當信陵君為救趙而一籌莫展之時，侯嬴深思熟慮，三言兩語就解開了謎團，最后取得救趙的勝利。馮諼則在孟嘗君“居安”時“思危”，為孟嘗君“市義”，收買人心，并為孟嘗君鑿就“三窟”。毛遂，平時默默無聞，甘居“平庸”，正是為了在關鍵時刻大顯身手，干大事，立大功。他隨平原君使楚，對楚王先曉之以勇，再曉之以理，然后曉之以利，干脆利落，使原本陷入僵局的外交談判 “柳暗花明又一村”從而說服了楚王，也使平原君發出“不敢復相士”的感慨。毛遂自薦所表現的膽識與勇氣一直為后人所津津樂道。聶政在俠累周圍“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的情況下，杖劍“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再現了士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而荊軻，則是集謀略、武力于一身，以短短數語使樊於期樂于自刎，為赴秦作了“物質”準備；一曲“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荊軻慷慨赴死的情懷和節操；在秦國宮廷上，面對秦王及諸大巨，談笑自若，從容鎮定，最后“被創”，仍“箕踞以罵”。可以說，荊軻在士的群像里是最富有英雄色彩的一個。而唐雎面對秦王的盛氣凌人和驕橫不可一世，不卑不亢，沉著應戰，最后有理有利有勇有謀的擊敗了秦王，取得外交上的勝利。

士是春秋戰國社會大動蕩的產物，而士的活躍則影響了春秋戰國的歷史。站在當今時代的高度去審視那些“游士”，自然可以看出其歷史的局限性。我們應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去認識中國古代的士，應該說，士的形象是中國知識分子光彩照人的形象，是我國文化藝術長廊中最亮麗的風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