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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我感、我悟

——中國新聞史課堂上的些許思考

武漢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  李鑫 

近兩個月的中國新聞史課堂上，從周老師賦有邏輯和思想的課堂內容中，我學習、見識到了很多，對我國的新聞事業發展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除了對新聞史的學習外，在課余時間，我還查閱了相關資料，我結合課堂內容和老師的觀點，對我國的新聞事業發展及新聞史的研究，有一些思考和感悟。

我對中國新聞史這門課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課程內容，另一是當代我們怎樣能更好地結合現代社會思潮研究中國新聞史。

首先，有關課堂內容方面。周老師在講課中提出了很多發人深省、值得深究的問題和觀點，在此基礎上，我查閱了相關資料，對課程內容有了更深的認識。在此，我主要想談談我對章士釗新聞自由思想的所想所感。

章士釗出生在湖南長沙，其父章錦是鄉里的里正，也是當地有名氣的中醫。章士釗自幼跟隨其兄章士瑛受教，和父親的接觸不多。后義和團運動興起，八國聯軍非法侵入，清政府卻一再妥協，機器了民間運動的興起。湖南是革命熱情最高漲的地區之一，因此，章士釗在年輕時就有了非常強烈的革命抱負。

章士釗22歲時出任《蘇報》主編，積極為革命宣傳奔走，后因老師俞明震的保護，有幸躲過牢獄之災，但由此更加激發了他的革命斗志。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章士釗考入東京正則學院，同盟會多次向他伸出橄欖枝，但被他拒絕。隨后，他進入英國愛伯丁大學攻讀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這次規范而系統的教育形成了章士釗的“理性”思維方式。1911年他受孫中山先生所托回國。四年里，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給章士釗以非常深刻的影響，尤其是英國早期自由主義。章士釗的成長環境、三次赴歐經歷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磨礪，都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主要有柳宗元樸素唯物主義和墨子的“兼愛”、“非攻”觀念。章士釗繼承和發揚了柳宗元行文的邏輯特色，墨子的政治觀念和注重邏輯形成了章氏的思維方式。

1644年約翰·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寫道：“讓我有自由來認識、抒發己見，并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新聞自由是與近代社會的自由和民主等進步觀念緊密相連的。一直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隨著傳教士在華辦報，新聞自由的觀念才逐漸傳入中國，由此迎來了中國第一次自由主義思潮。在這一浪潮中，章士釗的新聞自由思想別具一格。

總體來看，章士釗的新聞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第一，新聞事業觀。章士釗認為新聞事業是為了“劣官稗政時見表爆，民間疾苦勤為宣泄，要聞之確捷又恒為他報先，社說欄中有領導社會政治之論。”新聞事業的功能是社會家督、維護民眾、發表消息以及引導輿論，對當時社會環境下的新聞事業做出了較完善的總結。章士釗還認為新聞輿論監督是必要的，“壟斷天下之輿論而君者，久之他派盡失其自受之域。”輿論專制必將導致民心盡失，不能通過新聞行業來控制輿論，從而達到其罪惡的秘密。他反對政黨之間的輿論霸權，把挾黨見以排斥異己的行為稱為“暴民專制”或“輿論專制”。第二，新聞業務觀。章士釗對新聞的定義抓住了新聞的兩個要素，即“新聞的本質是事實”，新聞應具有時效性，且新聞是代表正義的力量，是極具目的性的。章士釗主編的報刊，都有“通信”一欄，“通信”的名稱先后有所不同，如《蘇報》時稱“輿論商榷”；《獨立周報》時亦稱“投通信”。他之所以這樣做，其實是與他“公理的世界觀”和“新聞自由”主張有關。第三，新聞自由觀。1644年，英國思想家約翰·彌爾頓首先提出了“出版自由”口號，一百多年后出現了“言論自由”，即公民有通過口頭或書面的形式表達意見的自由。章士釗一貫主張的“新聞自由”其實就是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總稱。即“凡人可以自由發表其意見，不受國家之檢閱也。無論何人可以任意出版，無需國家之特許也。”

在新聞自由的浪潮中，章士釗的新聞自由思想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具有濃厚的西方色彩，這和他三次留學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章士釗新聞自由思想的理論基礎是西方早期自由主義，最開始推崇完全的新聞自由，但是也帶有保守主義的痕跡；其次章士釗新聞自由思想較為明顯的特點就是注重自由與法律之間的關系，以法律來界定自由的邊界。章士釗一生中三次赴歐考察，其中在英國留學近五年，西方的近代自由思想主義對他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章士釗認為，現有法規對自由只有鉗制作用。各種法律的出臺只是為了控制新聞自由的實現，檢查制、保押費都是極其不合理的。而梁啟超則強調只有將立法保障和自覺守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必須和公理聯系在一起，才有理性的自由。經過時間的檢驗，證明后者的理論更為貼近生活、正確可靠。但是不管章士釗對于自由和法律的判斷是否正確，在當時看來，都是難能可貴的。

章士釗的新聞自由思想有前后兩個時期的變化，其最大的變化就在于對“哪里才是新聞自由的邊界”這一問題的理解，這一觀點的轉變以解放戰爭勝利為界。最開始的時候，他認為“言論自由者，乃為凡人可以自由發表其意見，不受國家之檢閱者”，強調“完全的自由”。但1946年以后，他又認為大陸法系指區別自由，給予限制，與英美之完全放任者不同。章士釗的自由觀隨社會形勢發展而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章士釗新聞自由思想的功利色彩，也就是其政治性。他的新聞自由思想是為其“革命者”和“政治家”的身份服務的，因此會隨著政局的變化而變化。

在章士釗看來，新聞自由的理念是一種“武器”。他強烈呼吁中國有志之士應當崛然奮起，排除艱難險阻，建設中國自己強大的新聞事業。“今一旦崛起，求側足于大國之林，必使世界之毀譽易失其實，不惹世界之狂贊，即受世界之辱罵，可斷言也。”

我認為，章士釗是中國近代集毀譽于一身的人，褒者譽之，貶者毀之，均窮形盡相，不遺余力。但是章士釗對我國新聞事業有著重大貢獻，他準確捕捉到與新聞自由聯系最緊密的要素——報律（新聞法），并且以審視“法”。透過章士釗可以看到近代早期的自由主義者是如何戰斗的，同時反映了近代新聞自由觀念的局限性。但是，由種種歷史現象可以看出新聞自由思想實在發展中不斷完善的，并且呈螺旋狀上升，而章士釗的新聞自由思想是新聞自由史上獨特的一環。章士釗向國人積極介紹西方自由思想，尤其是英國的“完全的自由”，引導了強烈廢除報律的呼聲。他對新聞自由思想的引進和介紹，客觀上起到了教導公眾的作用，促使人們重新發現并積極思考自由的意義。

對于章士釗的一生，正如近代中國的歷史一樣，經歷了無數的跌宕起伏，毀譽參半。他雖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分子，但我們不能否認他在將誒少西方自由主義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作為最早將新聞自由思想引入中國的報人之一，他的新聞自由思想具有濃厚的西方色彩，強調絕對的自由，和報律針鋒相對，對還原當時社會的新聞法制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其次，有關課堂學習方面。在當今中國新聞傳媒業迅猛發展以及業界對新聞專業畢業生“職業化”呼聲日漸高漲的情勢之下，大學生對史學方面的研究學習興趣相比較從前有所回落。聽了周老師的課，讓原本覺得有些枯燥的史學類的課程，有了新的生機。我覺得原因歸結于兩點：一、周老師的課并不像一般史學課一樣只停留在復述歷史，而是在介紹歷史進程中加以分析，并提出了許多有意義、有價值的問題，供我們思考、討論。這樣的方式不僅完成了課程內容，更重要的是給我們留出了自己思考的空間，使我們由完完全全的聽眾轉變成有“權利”獨立思考的課堂主人。二、周老師在授課過程中聯系實際，并將自己的獨特觀點以別具一格的語言為我們進行剖析。中國新聞史對我們的學習及日后的工作發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也許它不能給我們帶來直接明了的業績，但這是一種積淀，一種作為新聞人的素養。著名藝術家馬友友曾講過，12歲到22歲這段時間．是一個人建立自己的“精神賬戶”的時間．以后一輩子都要在這個賬戶上“提款”。誠然，中國新聞史帶給我們的正是“精神賬戶”的財富。將塵封的歷史和正在進行的現實聯系在一起，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歷史，認識現在，改造未來。

隨著社會的發展，對新聞業務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我認為，新聞史，尤其是中國新聞史，更應該成為我們學習的基礎和重點，這應該成為我們積累人文素養和新聞素養的關鍵環節。大家每每提及新聞史都會覺得枯燥、乏味，但如果通過改變相應的研究、教學方法，我認為是可以激發大家對新聞史研究的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