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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學的深沉與靈動——讀《雅禮與中國:雅禮會在華教育事業研究(1906—1951)》——讀《雅禮與中國:雅禮會在華教育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中,有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基督教教育事業發展史,而雅禮會又是其中貢獻突出、意義深遠的重要代表。雅禮會誕生于19世紀末的美國耶魯大學,當時美國的學生志愿海外傳教運動達到頂峰,在耶魯大學的少數畢業校友策動下,雅禮會應運而生。雅禮會在中國先后開辦了雅禮大學、雅禮中學、湘雅醫學院和湘雅護士學校等,在中國創辦教育和醫療事業長達半個世紀,影響深遠。而由于種種原因,關于雅禮會在華教育事業的研究并沒有引起國內學者足夠的重視。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雅禮與中國:雅禮會在華教育事業研究(1906—1951)》(以下簡稱《雅禮與中國》)一書,對其作了認真挖掘與深入研究,拂去歷史塵埃,最終使這一段教育史呈現出迷人的光彩。
《雅禮與中國》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研究視角的轉變。以往的教育史多從上層人物研究和宏觀制度研究著眼,而本書中的教育史轉向了微觀的日常問題研究。作者以原生態的史料為依據,力圖“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宏大歷史是框架式的,而微觀歷史則充滿細節和畫面感。
       有這樣一個例子。雅禮會最初選定長沙為活動地點,而湖南一直以來有較為強烈的反教情緒,西方傳教士面臨的挑戰可想而知。來看看他們是怎樣艱難地開始的——
       “1898年秋,美國宣道會(the Christian and Alliance)傳教士雅學詩( B. H. Alexander)在常德活動一段時間后,雇船來長沙。他身著中國服,冒充寧波人住進旅店。他派中國助手持他的名片去衙門交涉傳教活動。官府派人來店,禁止他住在城內。他以無處可去為由,強留在旅店住宿一晚。次日早上,官府派人用轎子抬他出城上船,并押送他去常德。行至中途,他暗自逃走,另雇船于星期六晚上返回長沙。星期一上午,他帶中國助手和傳教書刊、傳單,坐轎直奔衙門。見到知府,他們出示護照,要求保護他們在城里布道,否則派人送他們去漢口美國領事館,皆被知府拒絕。雅學詩便要自行出去售書傳教。知府大怒,要拘留他們。他們不顧阻止,直奔大街,官員不得已便派人跟著他們。他沿街叫賣書刊,派來的人只得強迫他們出城上船。他們上船后,士兵便命令船夫開船到對岸。第二天,雅學詩只好乘船回漢口,向美國領事館報告。美領事到北京大使館與清廷總理衙門交涉,雅學詩獲得在長沙傳教的保護公文。他們又于1899年6月再度購木船來長沙。官府派一兵船守護在他們的船旁并警告他們:沒有士兵的保護不得自行上岸。就這樣,雅學詩在小西門外的船上住了下來。他們日間進城售書布道,晚上在船上住宿,堅持活動長達半年之久。雅學詩的工作最終導致了長沙的開放,也為其他差會來長沙布道打下了基礎。”
       百轉千回,又百折不撓,雅學詩的信念和勇氣令人百感交集。這些閱讀感受都是基于史料的可信度和細節的力量,敘述本身就包含著意義,包含著解釋,這也是本書最鮮明的特點。
       其二,實證與比較的方法。
       實證。《雅禮與中國》吸納與借鑒中國傳統史學的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包括版本、目錄、訓詁、校勘、辨偽與考證、輯佚與注釋等,做足“笨工夫”。為考證“雅禮會何時改名”這一問題,作者多方求解,注釋竟達一千多字。作者充分挖掘了檔案史料及寶貴的地方文史資料、當事人的回憶錄、傳記與自傳、雅禮校友所辦的刊物,還運用了田野調查、口述史學等方法深入到雅禮會辦學地點調查研究,對有關校友及親屬或知情者作了大量訪談,考察雅禮會現存實物,搜集各種珍貴照片,大量材料第一次為中國讀者所知。書中還有作者自己做出的各種統計表格60種。這樣的實證研究本是學者做學問最基本的態度與方法,今天卻顯得難能可貴。
比較。本書將雅禮會在華教育事業的發展歷程與同期其他基督教學校等進行比較,可使我們更深入地認識當時的時代背景和雅禮會的特征和意義。另一方面,書中也充滿對今天教育現實的審視和思考。雅禮會在華教育事業一步步專業化,具體表現在包括開學、學生情況、師資、辦學場地、課程設置、紀律與管理、課外活動、人格培養、經費問題等方方面面。彼時的辦學條件和信息流動遠不及今天,但在教育家辦教育的時代,教育顯得生機勃勃,教師視野廣闊、因材施教,學生個性舒展、素養豐厚,同時學會適應社會的技能。在雅禮會辦學歷程中,飽含著對精神第一推動力的虔誠信仰,飽含著對教育的本質和規律的深切體察,以及對教育可改變未來的深信不疑。雖然雅禮大學已成為歷史,但雅禮會及其所辦的雅禮中學、湘雅醫學院等機構卻延續至今。對照今天的教育現實,我們能更清楚地認識到雅禮會對近現代中國社會和教育產生的影響。通過回顧、研討與反思雅禮會在華教育事業的發展歷程,既有學術價值,也有現實意義。
       布羅代爾曾斷言,歷史是人類科學中最富有文學色彩的和有趣易讀的學科,總之它最為大眾化。讓教育史學走向民間,已成為學界的共識。我們讀得懂過去,也就能想象未來。正是因為寫出了教育活動的真正主體——社會大眾,教育史著作讀起來也能如此興味盎然。
                                                                            (山東教育出版社   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