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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陽市殷都洹濱小學    劉獻軍

近日，看到了兩則“舊聞”，很是感慨。

2010年9月16日，新華網報道說，9月8日，武漢科技大學中南分校2010級新生軍訓的第二天上午，感到身體不適的該校生命科學學院大一女生張溯珣，在回宿舍休息途中出現嘔吐等癥狀。張溯珣當即被送到醫院救治，隨后被宣布“腦死亡”。2010年 9月10日，湖北經濟學院大一男生徐迅也在軍訓第一天猝死。由此引發了媒體“大學生體質逐年下降”的感嘆。對此，湖北經濟學院體育部副主任郝英認為，應試教育環境下，高中體育缺失，中小學階段的體育教學未完全按照國家教學大綱執行，這直接影響到大學生身體素質。

應試教育的惡果開始觸目驚心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這再一次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教育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應試嗎？如果讓每一位老師都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敢肯定，多數老師的回答是肯定的。而我們中國教育人最為敬仰的蘇霍姆林斯基的回答卻不同。在《給教師的建議》一書中，有兩篇文章都鮮明地提到了這個問題：《關心兒童的健康，是教育者的最重要工作》一文文題就做了回答；《致未來的教師》一文則說“在我們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們的學生看成活生生的人”。把學生看成活生生的人，也就要首先重視學生的健康了。兩相比較之下，明顯可以看出我們多數同事的回答已犯了“見分不見人”的錯誤。

因為我們重視的首先是分數，所以學生也被看作了考試的機器，學生身上“活生生的人”的特點都被視而不見了，更別提學生的身體健康了。于是，在很多學校，體育課一度成為了擺設，學生體育鍛煉的習慣更成了遙不可及的事情。學生體質下降，視力下降，發育異常，也成了與教育者們無關的事情。直至有人喊出了“中華民族的下一代身體素質在降低”，體育課才引起“高度重視”。可重視的措施是什么呢？將體育列入中考、高考科目中，用“分數”來引領。為“分數”，體質下降；為了體質，“引進”分數。這又多么令人無奈。

而蘇霍姆林斯基在幾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形成了一整套鍛煉學生身體、增強學生體質的方法。他深刻認識到“兒童的精神生活、世界觀、智力發展、知識的鞏固性、對自己力量的信心，都取決于他生命的活力和精力的充沛程度。”他與家長經常談孩子的健康問題；他強調學生及早養成做早操的習慣；他研究孩子的身體發育期所需的營養結構；他針對孩子們長期悶坐教室的情況，提出了避免“氧饑餓”的問題；他還堅持讓學生進行戶外遠足……我們多么需要對他這些做法進行借鑒呀。

因為不把學生當做“人”來對待，所以學生身上的社會性也被忽視了。學校向外界關起了大門，把教育學生這件事獨自抗在了肩上。可最后的感受卻是，現在的孩子實在難管教，努力之后有些沮喪。是我們的付出不夠嗎？不，是因為我們太“自信”了。學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們具有正常的社會屬性，他們的教育問題也需要家庭、社會、學校共同來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很驚訝于蘇霍姆林斯基的認識：“生活向學校所提出的任務是如此復雜，以致如果沒有整個社會首先是家庭的高度的教育學素養，那么不管教師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收不到完滿的效果。”（《我們的“家長學校”》）為此蘇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學校開辦了“家長學校”，按孩子的年齡段分五組（從小學到高中）對家長進行心理學、教育學方面的教育。在《給教師的建議》中列出的《“家長學校”的談話題目》中，每一組家長所學的知識，都包含了學生在各個年齡段中成長、發育、學習所涉及到的德、智、體、美、勞五方面的教育因素。其談話范圍的廣泛性、內容的深刻性令我這個有十幾年教齡的人都嘆為觀止。我就想，如果我們的學校也都接受這種理念，按這種方式開辦“家長學校”，學生的教育問題基本就不會再有什么難以應付的困難了。可惜的是，沒有人這樣想，即使有也會首先考慮“困難和麻煩”。事實上，因為我們追求的是分數，考慮的面也就不用那么寬了。

 “見分不見人”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我們都已深有感受了。當我們想要去找個解決的辦法時，我們才發現，在“教育者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這個問題上，我們已經出現了偏差。當然，想改變這種局面也不難，當你再次面對這個問題時，你應該理直氣壯地說一句：“教育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把我們的學生看做活生生的人。”那么，你會感覺到，開創一片新天地，已找到了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