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團體批評內地小學教材存在“四大缺失”

         《陳毅探母》的課文頁面和郭初陽找到的相關資料。郭初陽對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一年級下冊第12課《陳毅探母》一文考證后認為，該課文“探母”存在事實錯誤。郭初陽還發(fā)現(xiàn)，在元代郭居敬編的《二十四孝》中，可以找到和《陳毅探母》一文完全同質的一則故事——《滌親溺器》。本報記者 來揚制圖

       10月7日下午，《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新書發(fā)布會在杭州曉風書店浙大店舉行。李玉龍供圖

       10月12日、13日，作家葉開在其個人博客上發(fā)表日志，以其女兒的小學語文課本中《鳥的天堂》和《一顆小豌豆》為例，比對分析了原作和被改寫后的小學語文課文之間的差別。而此前，今年9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也將矛頭對準了小學語文教材。

       該書以教材點評的方式，刊發(fā)了一個名為“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的民間研究團體的研究報告——他們以目前使用最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小學語文教材(以下分別簡稱“人教版”教材、“蘇教版”教材和“北師大版”教材)中涉及母親與母愛的文章為研究對象，認為存在“四大缺失”，分別是經(jīng)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

        3版本所選文章的總得分分別為“-2分”、“-1分”和“0分”

       2008年，一直為《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撰寫專欄的語文教師郭初陽發(fā)現(xiàn)，目前小學語文教材選用的一些文章所塑造的母親形象和反映的母愛是“病態(tài)”的。

        “郭初陽提出看法后，我們馬上查驗文本，確實發(fā)現(xiàn)存在太多問題。”《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執(zhí)行主編李玉龍有了組織團隊進行系統(tǒng)專項研究的想法。李玉龍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出面于2008年10月18日在浙江蕭山召集一些核心成員開會，牽頭成立了“母親·母愛”研究課題組。

       如今被浙江媒體稱為“麻辣教師”的紹興稽山中學語文老師蔡朝陽在課題組中被委以學術主持人的重任，負責“人教版”教材中相關文本點評的統(tǒng)籌。“蘇教版”教材的統(tǒng)籌和“北師大版”教材的統(tǒng)籌工作分別由郭初陽和呂棟擔當，最后由李玉龍統(tǒng)稿。

        經(jīng)討論，研究團隊將3個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中，出現(xiàn)“母親”、“母”(意為母親)、“媽媽”、“媽”、“娘”的課文全部列出篇目，并剔除那些“母親只是主體情節(jié)的點綴或僅起到穿針引線結構功能”的課文，從“人教版”、“蘇教版”和“北師大版”中分別精選出24篇、17篇和27篇(包括課文、選讀課文、略讀課文和習作)涉及母親與母愛的文章進行打分和點評。

       打分的判斷原則是：是否符合公民社會價值多元化的要求、是否真實、是否有切實性。記者看到，在入選點評范圍的68篇文章中，只有4篇文章獲得了5分的評價，接近半數(shù)(33篇)文章的得分為負數(shù)。3個版本的教材所選文章的總得分分別是“-2分”、“-1分”和“0分”。

        在總評中，蔡朝陽指出了上述3個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分別是經(jīng)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

         他舉例說：“原來瑯瑯上口的《游子吟》，被費盡心思地包裝起來，仿佛農民家里新買了空調，室內機上頗費氣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為是偉大的發(fā)明，其實臃腫而贅余”。

        課題組還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對一些文本的事實進行考證。例如，他們對課文《愛迪生救媽媽》的真實性進行了求證，委托在美國留學的學生查文獻、向醫(yī)學專家求證，得出的結論是：“最早的急性闌尾炎手術是出現(xiàn)19世紀末，最早對闌尾炎手術的論述是1886年。愛迪生生于1847年，電燈發(fā)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經(jīng)是一個40歲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說，愛迪生小時候根本沒有闌尾炎手術，不可能有一個醫(yī)生在他做的有影燈下為他得了急性闌尾炎的媽媽做了這個緊急手術——這個故事是虛構的。”

         質疑權威是為了孩子

       2009年年初，研究團隊形成了一份20萬余字的課題報告，《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刊發(fā)了其大部分內容。此后，課題組還將該報告的全文發(fā)布到網(wǎng)上。

         2009年8月和9月，一些國內媒體刊發(fā)了對這項研究的報道和評論，一度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英國《經(jīng)濟學人》雜志也刊發(fā)報道稱，“最近，有20來位中國教師，指出了教材中的一些錯誤，掀起了一場風暴”。

       談起參與研究的動力，蔡朝陽和呂棟都提到了一個共同的關鍵詞——孩子。他們的孩子目前都剛剛念小學。

      “做這個專題之前一段時間，我正為一件事焦慮——就是兒子的上學問題。”呂棟告訴記者，“所以郭初陽提出研究小學語文時，我還是很感興趣的。至少可以借此好好看看兒子上小學到底將讀些什么玩意兒。”

         蔡朝陽在綜合評估文章中寫道：“我搬不出大堆大堆的教育理論，無法高屋建瓴從而頤指氣使。在考察全部3套教材時，我的底線在于：我是一個4歲孩子的父親。”

         而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作家葉開也表示，他對小學語文教材的關心從女兒上小學開始。

       “寫這些文章，我還跟我妻子商量過是否值得。我們交流后，她支持我這么做。小學語文不僅讓我們自己的女兒深受其害，其他的孩子更可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葉開說。

       該書的策劃人長江文藝出版社的陽繼波告訴記者，雖然他兒子所使用的小學語文教材并不是上述3個版本的，但他在閱讀了這份研究報告后，再翻看兒子的課本時，發(fā)現(xiàn)也有類似的感受。

      “我覺得現(xiàn)在小學生的閱讀環(huán)境和教材有些糟糕。”陽繼波說，“和我們上小學時所用的語文教材相比，現(xiàn)在的教材是有進步，但進步得比較慢。雖然達標了，但還不能算出色。”

       呂棟告訴記者，他們在研究報告刊發(fā)后發(fā)現(xiàn)，中央電視臺科學教育頻道《探索發(fā)現(xiàn)》欄目的編導于愛群也當起了核查小學語文教材的義工。

        于愛群在去年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采訪時表示，此前她沒有太關注過孩子的教材，“因為我有一種心理，認為這教材是集中全國最高級別的教育專家、最優(yōu)秀的教師，經(jīng)過多年實踐，去粗取精，打磨出來的一套教材，又經(jīng)過‘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的審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適合這個年齡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長都和我有一樣的想法，相信權威，服從權威；而且那里面圖文并茂，色彩絢麗，比我小時候的教科書不知道好多少”。

        但當這位電視編導發(fā)現(xiàn)孩子的小學語文教材里有好些課文存在常識性錯誤時，她開始重視起這個問題。

        “我們現(xiàn)在就是把教材的地位放得太高了——‘權威’、‘統(tǒng)一’、不容置疑。從現(xiàn)在教材的編寫質量來看，到了把教材也從‘神壇’上拉下來的時候了。”于愛群說。

           希望獲得更多一線教師的關注

          并不是所有的讀者、包括從事小學語文教學的一線教師都認同該書的理念。報告發(fā)布后，有網(wǎng)友認為課題組所批判的一些文章并無不妥之處，有些點評更是“過于夸張”。

        “在學會常用字之后，小學語文最重要的是讓孩子們養(yǎng)成美好的品德。完整正直人格就是應該從小培養(yǎng)。現(xiàn)在使用的教材篇篇都離不開教育孩子，我覺得這樣很好。”一位來自安徽宿州的小學語文老師告訴記者。在她看來，目前使用的(“人教版”)教材還是比較規(guī)范的，“錯誤什么的是難免的，誰都不能保證一點錯誤不犯”。

        陜西西安一位有著31年小學語文教學經(jīng)驗的老師也告訴記者，她認為目前所使用的(“北師大版”)教材比較好，他們在使用時不會去懷疑所選用文章的真實性。

         一些教師的反映令“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感到不安。

       “對這些文本的批評最應該關注的是一線老師，但他們基本不思考這些問題，主要是教育圈外的媒體在關注。”李玉龍說，“這可能更多源自教育理念層面的分歧。”

      “書出來后，凡是自己孩子在讀小學的朋友都很關切，要找書來看。”郭初陽說。

       蔡朝陽告訴記者，在紹興舉行的讀者見面會上，“有一位小學的女校長買了20本，要給學校的語文老師每人發(fā)一本”。在紹興南方書店，該書已售出近百本，“算是賣得最好的書了。可見小學教育是家長們非常關心的事情。”

        “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希望有更多的一線語文教師能加入會診的隊伍。用郭初陽的話說，“只有營壘內部的反戈一擊，才最有力量”。

         “說到底，教育是實踐的工作，不是靠理論說出來的。就像種田一樣，只能是袁隆平走上田間地頭，斷無將老農硬塞進實驗室的道理。有很多老師，非常善于教育孩子，在他們的教育歷程中，經(jīng)歷過許許多多的孩子，目睹并參與了這些孩子的生命成長。不是學科知識，而是一個個活潑的生命在愛里彼此溫暖、彼此照亮，并成為一生的守望。”團隊成員童蓓蓓這樣評價她的那些同伴。

        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們的想法去編修

       在研究報告刊發(fā)后，“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的成員也曾嘗試與相關教材的編寫機構取得聯(lián)系。

        蔡朝陽告訴記者，目前他們還沒有得到相關出版社的回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網(wǎng)站曾經(jīng)掛出一個關注《愛迪生救媽媽》這篇課文的出處的文章，我看作是一個委婉的回應但沒有正面駁斥我們。我們倒是很期待有回應，因為我們不認為我們掌握了唯一真理，討論和爭鳴會讓問題探索的更加深入，從而讓我們的教育受益。”

       記者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網(wǎng)上論壇看到，去年9月24日，有網(wǎng)友在論壇里轉載了媒體對研究報告的報道。10月10日，用戶名為“小語”的網(wǎng)友回復稱：“美國1940年拍過一個電影《少年愛迪生》，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視頻到15分鐘左右的一段。”在該視頻中，的確有關于少年愛迪生利用鏡子反光照明的故事。

        蔡朝陽說：“這本書是我們對2009年這個批判工作的一個小結，目的在于給那些關心教育的朋友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我不認為這樣做就能迅速地使我們的理念得到大家的許可，也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們的想法去編修。”

       在呂棟看來，這一研究“目前最大的價值是挑起了這個話題，把公眾的視線吸引到對教材真實性、美感和價值觀的關注上來”。

       郭初陽告訴記者，《經(jīng)濟學人》的報道出來后，有出版社找到研究團隊，希望能請幾位成員編寫一套小學讀本。

       “陽繼波先生給我打電話，約我編寫一套小學讀本。”蔡朝陽說，“陽繼波說，‘現(xiàn)在你們是批判，那為什么不能自己來編一套你們覺得可以給小孩子讀的書呢？’我們覺得有道理，就開始編撰。”

        他告訴記者，現(xiàn)在這套可能被叫做“智慧樹果子”叢書的小學生讀本已經(jīng)基本完工。“一套6本，每本都在5萬字以內，是我們約了一些有能力的作者自己寫的，作者有大學老師，也有媒體從業(yè)者，內容涉及世界起源、公民素質、經(jīng)濟常識、少兒心理等，用父子對話等方式，創(chuàng)設了很多具體情境，用孩子們能接受的有趣的方式，講一些他們應該懂得的道理。”

      “有人說，做事情需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那么如果批判小學語文教材算是破的話，我們自己寫小學讀本，算是立。”他補充道。

        目前，對小學語文教材的會診可能不是“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的終極使命，呂棟表示，他們都是利用業(yè)余時間在做這件事，所以也有局限，“但我們說起過，如果有時間，我們可以順著初中高中一路做下去”。

       經(jīng)典缺失，有科學性差錯，存在剽竊和竄改的現(xiàn)象……來自民間的會診給小學語文教材列出了一系列癥狀清單。那么，小學語文教材是怎樣編寫的？教材的編寫機構又將如何看待這些由民間“大夫”給小學語文教材開具的“病歷”呢？帶著這些疑問，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對人教版第十套小學語文教材主編之一蒯福棣進行了專訪。

          編寫人員知識面局限可能導致改寫硬傷

        “每次新版教材一面世，我們就會收到很多熱心讀者的來信，反映教材中的各種問題。”

         與中國青年報記者談到讀者對教材是否有反饋的話題時，蒯福棣非常坦誠。

        她表示，因為知識面的局限，編寫人員對一些涉及專業(yè)領域的課文的改寫可能會出現(xiàn)知識性的“硬傷”，“有時候，由于我們工作上的疏漏，也會造成差錯”。

       這位參與過多套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編寫的七旬老人告訴記者，小學語文教材的閱讀者很多，包括社會各行各業(yè)的專家。“每個家庭都會有小孩子在讀小學。他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可能都會翻看課文。而他們的身份可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他們對于某些領域知識了解得特別精確，就可能會發(fā)現(xiàn)小語教材中一些非專業(yè)人士不易發(fā)現(xiàn)的錯誤。”蒯福棣說。

        “我們的教材有很多關心者和把關者。”蒯福棣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對于這些來信中提到的問題，我們都會及時處理。一方面給部分讀者回信表示感謝，一方面進行‘挖改’。”

        所謂“挖改”，就是在每年印刷教材的時候，對之前發(fā)現(xiàn)的個別錯誤進行修改。蒯福棣一邊說，一邊在書本上做出摳挖的動作，“就是把出錯的個別字詞、標點挖去后，再重新印刷。”

        她認為，“這些來信能促使我們更加精益求精的工作”。據(jù)她介紹，隨著新的通訊工具的發(fā)展，現(xiàn)在出版社通過多種方式接受讀者對教材的反饋。

         課文更換比例曾達三分之一

        蒯福棣還向記者介紹了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完善過程。

        她告訴記者，教材修訂完善的依據(jù)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黨和國家出臺的關于教育的新的方針政策。比如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后，就需要編寫一套新的義務教育教材。二是社會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發(fā)展，會出現(xiàn)新的理念，自然而然會出現(xiàn)新的、需要關注的課題。“比如環(huán)保問題，20多年前的教材中沒有涉及，而現(xiàn)在就需要引導孩子們從小關注。”蒯福棣舉例說。“在2000年的教材修訂中，我們就增加了關于保護環(huán)境的課文。像《清清的溪水》、《爺爺和小樹》、《小狐貍賣空氣》。”此外，小學教師和小學生在教材使用過程中反饋的信息是教材修訂的第三個依據(jù)。

      “在最近幾套小學語文教材的修訂中，課文被更換的比例可以達到三分之一，很多都是根據(jù)對一線老師和學生的反饋收集作出的更換。”蒯福棣說。

        據(jù)蒯福棣介紹，為了完善教材，在教材試驗過程中，人教社的編寫人員會深入實際，廣泛征求教師、教研人員對教材的意見，還注意傾聽學生的意見。

        她回憶道：“我記得一個版本的五年制四年級的課本里有一個寫回信的練習。當時，我們想結合考查學生，并借此機會聽聽孩子們的意見，請他們說說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課文及其理由，覺得教材中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此次調查共回收了1479封回信。“孩子們都很愿意說。我們對這些回信內容進行統(tǒng)計分析，了解學生的看法和想法，再對教材進行修改。”

        在這些回信里，學生們列出了他們最喜歡的課文，包括《十里長街送總理》、《古井》、《我們家的貓》、《倔強的小紅軍》等。有學生在來信中寫道：《十里長街送總理》這篇課文特別感人，一讀就想流淚，好像自己也去送總理”；“《倔強的小紅軍》中的小紅軍和我們年齡差不多，我們很敬佩他這種舍己為人的品德”；“老舍先生把他家的貓寫活了，我仿佛真的看見大花貓的古怪性格和小花貓的調皮可愛的樣子”……

         學生們也列舉了他們不喜歡的課文，甚至有些還是名家之作，如孫犁的《采蒲臺的葦》、茅盾的《天窗》、郭沫若的《芭蕉花》等。“孩子們反映這些課文含義較深，他們不大讀的懂。”蒯福棣說。

         她告訴記者：“通過認真分析來自教學實踐的大量信息，為教材的修訂完善提供了依據(jù)。”

         值得背的經(jīng)典課文不多

        盡管人教版的小學語文教材是目前被使用最多的，“大約有60%%”的學校使用，但蒯福棣仍然認為要按照“文質兼美、程度適合”的標準選取課文、完善教材的工作并不容易，相關編寫人員也在不斷地探索。

        結合多年的編寫經(jīng)歷，蒯福棣對人教版的小學語文教材總結了三個方面的反思。

        一是對如何體現(xiàn)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統(tǒng)一，尚待進一步研究探討。

        蒯福棣表示，隨著課程改革的深入，語文學科的人文性明顯得到重視，“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tǒng)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這一觀點已逐步深入人心。但在目前的教材中，如何把人文性與工具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編寫人員對這些問題在理論認識上尚不清晰”。

         二是語文訓練體系尚須進一步完善，使之更加科學化。

        “我們在編寫時，力求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語文學科綜合訓練的整體效益，但效果尚不能滿意。”蒯福棣坦承，目前的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還不能合理地兼顧，比較偏重閱讀訓練，習作和口語交際的訓練比較薄弱。

        三是課文尚需精益求精，選文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大。

       一些來自民間的“會診”把矛頭對準了目前小學語文教材中的課文缺失經(jīng)典，存在“三無”(無作者、無出處、無發(fā)表時間)作品，且“三無”作品的硬傷很多。

        對此，蒯福棣表示，人教社編寫的小學語文教材一向對選文比較重視，堅持文質兼美的選文標準。但她經(jīng)過反思，感到編寫人員的視野還不夠開闊，選文范圍還比較窄，“教材中缺少體現(xiàn)時代特點的美文、切合現(xiàn)實生活的實用文，反映前沿科技新成就的科普文”。

        “我在編寫教材的時候，經(jīng)常看報紙雜志，但也很難從中找到文質兼美，同時難易程度合適的文章，有時好幾天才能找到一篇合適的。”蒯福棣說，現(xiàn)在入選的一些新課文有的難易程度失當，有的語言文字不足以成為學習語文的典范。特別是教材中值得背誦、積累的經(jīng)典課文、語段所占篇數(shù)還不多。所有這些都說明，課文尚需精益求精。

        新中國的各版小學語文教材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時代的變化，小學語文教材也不斷修訂。有些教材的使用年頭兒較長，但也有些教材比較“短命”，沒有經(jīng)歷一個完整的小學周期就被新的教材取而代之了；甚至有的教材編出來以后并未使用。

         版本曾頻繁更換

        1951年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編寫或修訂的中小學教材出版，在全國正式使用。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版”)第一套全國通用的小學語文教材。第一套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較為簡單，內容中很多是關于毛澤東的，常常開篇就是毛主席祝詞。

       1956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第二套小學課本出版，但這套教材只使用了兩年——1958年“大躍進”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響下，有關部門停止了這套教材的使用。

       1961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編的十年制中小學教材開始向全國供應。這是人教版第三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開始進行十二年制教材的研究、準備工作。1963年秋，新編各科課本的第一冊在全國正式供應。這是人教版第四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76年到1978年間，國內的中小學教材使用較為混亂。

         最長使用壽命十幾年

       1977年，教育部決定以十年制為中小學的基本學制。1978年秋，中小學各科課本的第一冊同時在全國供應。這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時期。此后的教材使用也相對的穩(wěn)定。其中有些小學語文教材的使用年限超過10年。

       1982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出版的十二年制中小學教科書開始向全國供應。這是人教版第六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87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據(jù)新頒布教學大綱，對中小學教材進行全面修訂、改編后開始陸續(xù)出版。這是人教版第七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86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施行。1988年國家教委據(jù)此制定頒布了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各科教學大綱初審稿。1990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九年義務教育實驗教材出版。這是人教版第八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92年8月，國家教委發(fā)布九年義務教育小學和初中共24科教學大綱(試用)。1993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綱重新編寫九年義務教育小學教科書，開始供應全國。這是人教版第九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前后共使用了十幾年。

         教材編寫權放開了

       現(xiàn)行的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被稱為“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這也是人教社編輯出版的第十套教材。該教材根據(jù)2001年5月教育部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課程計劃和各學科課程標準(實驗稿)編訂。2001年開始使用，由一年級開始，逐年推開。

       2001年1月，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發(fā)布《關于啟動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工作的通知》，全國的基礎教育開始實行“課程改革”。此后，國家放開了教材的編寫權，過去的教材是圍繞教學大綱，必須使用人教版教材；實行“課程改革”后，各出版社都可以編寫教材，各地也可以選用不同的教材教學。

       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學語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還有蘇教版、北師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