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有時也需要一扇“后門”

    今年19歲的孫見坤，癡迷國學已久，經史子集，多有涉獵。他曾參加復旦大學為自主招生舉辦的“博雅杯”人文知識大獎賽，其在國學方面的深厚修養(yǎng)和獨到見解打動了8位評委。2009年通過激烈的全國比賽，孫見坤進入央視大型國學知識競賽《開心學國學》決賽。作為選手中唯一的中學生，他對于《楚辭》、《論語》等古代典籍的熟悉程度，令許多選手表示“汗顏”。遺憾的是，孫見坤偏科嚴重，英語、數(shù)學成績一般。今年高考發(fā)榜，其總分比陜西省一本錄取線低了6分。按照“博雅杯”的章程，復旦大學自主招生對他的要求是“達到一本線”。

　　雖然復旦大學為破格錄取孫見坤“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陜西省招辦一直堅持原則，拒絕投檔。最終，孫見坤被山西大學法學院錄取。

　　此事一出，輿論的焦點大多指向陜西省招辦，指責他們墨守陳規(guī)，不能靈活變通。有人還指出，錢鐘書報考清華大學時，數(shù)學僅得15分，卻因國文、英文成績突出被清華外文系錄取。而數(shù)學考了零分的吳晗在1931年被清華大學史學系破格錄取。正所謂“術業(yè)有專攻”，在尖端學術領域有時的確需要偏才。

　　陜西師大成教學院副教授邢紀彥告訴記者，在一考定終身、唯分是舉的教育體制下，不少像孫見坤一樣的偏才被埋沒。歸根結底，還是傳統(tǒng)考試制度與靈活選拔機制之間的博弈較量。要真正作到“唯才是舉”，在中國還需要與時俱進的改革和完善。

我的一位現(xiàn)在在學術界很有影響的老師當年就差點被大學拒之門外。“文革”結束后，老師由于年齡偏大，就直接報考某校歷史系的研究生。老師有家學淵源，平日又素喜讀文史方面的書籍，所以專業(yè)課沒有問題，唯獨外語水平幾乎是一窮二白。后經人指點，報考時選擇了日語，當然老師也是十有八九都不會做，好在日語與漢語終歸有一點相似，有一道日譯漢，老師一看就猜出是“農業(yè)學大寨”，從而避免了外語得零分。“文革”后研究生錄取政策還較為寬松，只是規(guī)定“見零不取”。老師于是憑蒙對的“農業(yè)學大賽”幸運地進入大學學習。后來老師的外語水平還是一直不見起色，但這不妨礙他現(xiàn)在已經成為一名出色的學者。

　　但有人就沒有老師這么幸運。今年西安考生孫見坤，很有國學天賦和功底。但由于考試發(fā)揮不好，距離一本線差了7分。復旦大學8名教授愛才心切，聯(lián)名上書學校要求破格錄取并得到學校的同意。但陜西省招辦卻因分數(shù)不夠，拒絕將孫見坤的檔案投到復旦大學(據8月25日《羊城晚報》)。看起來，小孫同學要跟復旦大學失之交臂了。

　　現(xiàn)代大學制度在中國已經出現(xiàn)一百多年了，但現(xiàn)在的大學連自己想招的人才都招不進來了。民國時期，有多少偏才、怪才，都能夠被大學不拘一格地錄取，成長為一代大師，比如錢鍾書，比如聞一多。那時候的大學，招生完全自主，學生也可以自由報名，同時報考多所學校。這樣的制度中，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優(yōu)長，報考合適的大學，大學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錄取心儀的學生。雙向選擇的結果，考生可以揚長避短，進入有利于自己特長發(fā)展的學校。而學校，也逐漸地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可謂雙贏的結局。

　　不幸的是，大學的自主權如今小得可憐。我不否認，現(xiàn)行的招生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公平性。但教育是培育人的事業(yè)，培養(yǎng)人才是教育的最高目標。衡量教育制度是否合理，顯然要以此為標準。人才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的人才，他們能夠勝任社會賦予的職責，但才能并不是十分突出，尤其是創(chuàng)新性不足。另外一類就是天才、偏才、怪才，他們在某一方面有特別杰出的才華，對于所從事工作，不僅能夠勝任，而且能夠創(chuàng)新，能夠推動從業(yè)領域的發(fā)展。但伴隨著優(yōu)異的天賦，他們身上往往也有缺陷。那么教育制度，就應該既要考慮到大多數(shù)，為社會培養(yǎng)合格的人才，同時也要為少數(shù)的天才留空間，把他們的天才最大限度地發(fā)掘，揚長避短，造福社會。而我們現(xiàn)行的招生制度，連孫見坤這樣的人才都不能被錄取，顯然是有問題的。

　　近年來，高校自主招生略有松動，應該是一個進步。考慮到我們社會的誠信程度，這方面的改革不宜太快。但對孫見坤這樣特別突出的學生，還是應該開一扇“后門”，讓他接受更好的教育。

　　當然陜西省招辦顧慮也不無道理：如果這次為孫見坤開了這個口子，“條子生”、“關系戶”等腐敗問題就會接踵而至。有句話說得好，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遇到這樣的特例，只要嚴格程序(如由多名教授聯(lián)名舉薦)，保證公開(在媒體公開所有招錄信息)、控制數(shù)量(天才總是極少數(shù))，公平性應該還是能夠得到保障的。只要是在陽光下，走前門、走后門都不是太大的問題。(周云)